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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国发院教授李力行: “零工经济”催生新就业形态 给公共服务体系带来新挑战

            每日经济新闻 2022-07-31 21:40:27

            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李力行分析指出,平台经济下的零工工作性质介于传统的雇员工作和自雇创业之间,其独立性不如自雇创业,依赖性又不如固定工作,让传统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对我国“劳动二分法”框架产生了挑战。

            每经记者 程晓玲    每经编辑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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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摄图网500461454

            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零工经济的场景大大拓宽,催生出大量新就业形态,也带来了新的劳资关系。

            近年来,围绕平台经济体系下劳动者收入及权益等问题,曾出现不少纠纷和争议。当新的经济形态对原有政策框架产生冲击,如何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使其平等享有公共服务?

            去年6月以来,北大国发院组建了一个包括近二十位学者的“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课题组,开展广泛的调研与深入的研究。7月31日,该课题组举办专题研讨会暨《平台经济:创新、治理与繁荣》发布会,探讨平台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推究平台经济治理的新举措,助力我国平台经济实现“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目标。

            会上,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李力行分析指出,平台经济下的零工工作性质介于传统的雇员工作和自雇创业之间,其独立性不如自雇创业,依赖性又不如固定工作,让传统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对我国“劳动二分法”框架产生了挑战。

            在李力行看来,在“劳动二分法”框架下,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之间非此即彼,“现在第三种形态出现之后,就对原有雇佣关系造成挑战,使得在劳动纠纷、用工风险、权益保障方面都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值得关注。”

            平台经济下就业创业图谱大幅拓展

            近年来,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新就业形态和新职业,为全国2亿灵活就业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可以说,平台经济发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革。

            “零工经济古已有之,但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平台的中介作用使得零工经济的场景大大拓展,赋能和改造了很多传统的行业,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就业形态。”李力行分析指出。

            与此同时,以零工经济为代表的工作性质发生改变,主要体现在:从人力到机器、从线下到线上、从固定工作到灵活工作、从单一工作到多元就业的替换。

            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数字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工作任务的分解、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劳动者的供给从整个岗位的供给变成对一项一项技能的供给,使其可以进行更多更复杂的分工、分解和重新组合。

            “这就使得劳动者就业创业的图谱大大拓展。”李力行表示,原来的劳动者主要通过固定单位就业,现在则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选择依赖平台从事零工,可以同时从事多份工作,也可以依赖于平台来创业,让创业的起步门槛大大降低。

            李力行认为,从雇佣关系来看,零工工作介于传统的雇员工作和自雇创业之间。与传统的固定单位就业模式相比,零工就业者与平台之间的从属性大大降低,属于更为灵活、多元、松散的雇佣关系。

            此外,在过去的观点中,经济发展过程会导致非正规就业逐渐减少。“但是目前看来,非正规就业可能会以一种跟数字经济相结合的形式重新出现。”李力行指出。

            新就业形态给公共服务带来挑战

            据了解,在我国现有“劳动二分法”框架下,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是非此即彼的,其在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责任划分方面也有很大差别。一旦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就适用于《劳动法》,用工单位就需要为劳动者缴纳保险保障,而且是强制的。独立性劳动者则自行承担权益保障,可以自愿去购买一些保险保障,但并非强制。

            而随着灵活就业、多元就业等新就业形态愈发普遍,李力行认为,传统“以用工单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遇到了“没有固定用工单位”的新就业形态带来的挑战。

            “传统的公共服务主要强调稳定和不流动。“他举例道,比如“五险一金”,是固定单位用工者签订劳动合同之后所应当享有的保险保障,由雇佣单位和劳动者共同构成。此外包括其他一些如培训、就业、失业金的领取等,很多公共服务的设计都是以稳定、不流动为基础的。

            他指出,这有助于保护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劳动者一方的权益,但也伴随着高昂的用工成本。同时,由于劳动者需要依附于用工单位才能获得这些保险保障以及公共服务,这就被迫增加了对用工单位的从属性,限制了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灵活就业的积极性。

            基于对国际经验的研究参考,李力行分析指出,目前很多国家都采用“劳动三分法”,即在固定就业和自我雇佣之外承认灵活就业,或者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情形”,这就要求有第三种类型的保险保障。

            对此,目前各地已有一些试点。比如,广东允许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避免了五险一金的所有用工成本一起出现;还有河南一些城市设立了零工工会,以多元治理的形式来保障劳动者权益等。

            李力行还提出一些可能的改革,包括设立多档次的保险保障,供灵活就业者来选择;设立个人保障账户,按单支付;做实个人养老金等。

            “总的来讲,平台经济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可以和上一波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革相比。上一波是什么呢?就是几亿农民工进城。它对公共服务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不因为人的户籍地而剥夺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李力行认为,在平台经济催生的零工就业更加普遍的今天,应该破除因为是否有固定就业单位的不同而带来的公共服务的差别,着力构建就业优先、福利直达个人的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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